在新时代发展浪潮中，景宁人逐浪前行，不畏艰难，涌现出了许多出类拔萃的人才，他们在县内和县外，在各自领域里发挥着重要作用。这些优秀人才，是畲乡景宁建设的宝贵财富。景宁融媒体中心特别推出“天南地北景宁人”大型融媒报道行动，通过对这些优秀人才的实地采访，挖掘他们在各自领域的奋斗历程及创业故事。景宁融媒体中心推出专栏《奋斗的景宁人》，用图文记录在外乡贤的感人奋斗故事，用他们“淳朴厚道、吃苦耐劳、奋发图强、勇闯天下”的奋斗精神，感染一批、激励一批、带动一批家乡群众走向共同富裕。
1992年，她从景宁到天津求学，先后在南开大学、上海中科院生化所、美国圣地亚哥肿瘤研究所深耕生物研究，而后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工作，教书育人，桃李遍布世界各地，用自己的学习研究所获，倾情教授培养了诸多生物信息领域的专家人才。她就是景宁乡贤叶玉珍教授，本期我们一起听听她的奋斗历程。
2019年，叶玉珍重返母校南开大学留影
● 讲好海外华侨故事 弘扬景宁奋斗精神 ●
从1992年离开景宁来到天津的南开大学求学，弹指之间我已在外学习和工作了30年。感叹时间如梭，也庆幸到过天南地北，经历不同风土人情，结识良师益友，在人生的每个阶段有自己想做和努力去做的事情。可能一直都是在学校和研究所里学习和工作，没有经历大起大落，也乐得逍遥。从为人女到为人母，从为学生到为人师，才体会当父母的不容易，当老师的不容易。
2017年，叶玉珍在意大利沙丁岛与女儿在海边留影
去南开大学学生物其实是一件蛮偶然的事情。在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，有位老师说南开大学挺好的，是周恩来的母校，所以就动了去南开的心思。都不记得为什么决定去学生物，其实从高中的成绩来看，我是数理化学得更好，但是可能觉得学生物更有实用价值和潜力，当然也有受大姐的影响。去南开是我第一次出远门（丽水以外的地方），还挺开心。跟另外五位北方女生住一间宿舍，其中有两位是天津本地人，两位内蒙古的，还有一位是青岛的。我觉得我现在普通话讲得还可以，应该归功于我的室友们，她们着实花了很多时间帮我纠正很多发音，包括“珍”字（不过“珍”字的发音对外国人来说还是挺难的，在美国这边只要能听出来是喊我的名字，我都欣然接受）。最要好的一位同学是内蒙古的，她是回族人。学校里有专门的清真食堂，我自己一个人的话是不给去的，她就会经常带我去清真食堂吃饭（那儿的羊肉很好吃）。第一个学期，吃了很多大白馒头，又加上校园生活丰富多彩，真的是心宽体胖，过年放假回家时脸都圆了，像发糕一样。
说起放假回家，那时在景宁和天津之间来回还真是不容易，要坐长途汽车去金华或者杭州，然后再坐很长时间的火车到天津，回家的时候有时还要转火车。因为交通不方便，跟很多在南开上学的浙江老乡们建立起“革命友情”，放假时结伴回家。也在火车上认识了一些南来北往的生意人，不过都结交不深，在火车上打打牌、聊聊天，下火车了就不再联系了。
虽说到南开大学学生物是偶然的，之后的求学和就业却有一些必然性。上大学的时候很喜欢计算机编程课，学了一年的C语言，受益匪浅，现在还在用（后面还学过用过的一些编程语言像Perl基本上已被淘汰了）。因为很喜欢编程，所以自学了一点其他计算机科学的知识，考了一个计算机3级证书（我还记得考了60分，虽说分数有点低，但不影响拿证书）。这个证书倒是派上了用场，我能去上海中科院的生化所（后来和细胞所合并成了生化细胞研究所）成为丁达夫老师的博士生还靠它了。丁老师是学数学出生的，之后做了生物信息学的研究。现在很多大学都有生物信息学的本科专业了，但是当时做生物信息的人还真不多。如果是学生物的学生要考丁老师的研究生，其中一个硬要求就是要有计算机3级证书。读研究生时做的课题是蛋白质设计的计算方法，写了一些程序可以用于改进蛋白质（比如让结构更稳定，可以结合不同的小分子等），当然蛋白质设计这个难题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。现在想想丁老师组里当时的课题都挺前沿的，就是拿到现在还是前沿的（只是现在有了更好的方法，像用于蛋白质结构预测的AlphaFold）。读研究生的时候认识了我的爱人，他比我高三个年级，毕业后来到美国跟着Michael Waterman做博士后。
博士毕业后，我于2001年夏天来到美国圣地亚哥的一个肿瘤研究所（当时叫Burnham Institute for Cancer Research，后来换了几个名字）做博士后。我博士后的导师是Adam Godzik，是个波兰人。当时一起做博士后的还有一个以色列人，一个西班牙人，一个法国人和另外一个中国人。组里还有一些从波兰过来访问的学生。虽说大家是不同国家来的，但都喜欢吃泰国饭，组里聚餐吃的最多的就是泰国饭。我印象中波兰人超级喜欢去野营，一有节假日，马上就打包去野营了。可能是受了他们的影响，我和我爱人也喜欢上了野营，开车能到的地方我们都去， Joshua Tree国家公园、Yosemite国家公园、Lake Tahoe、大峡谷、Zion国家公园等，野营玩法花钱少，又比较自由。我所在的研究所就在UCSD（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）附近，边上还有一些其他研究所，所以也认识了不少来自天南地北的博士后。其中有两个是UCSD的博士后（名字我都不记得了），欧洲人，他们有飞机驾驶证，很喜欢开着小直升飞机到处去玩。但是做博士后，赚钱也不多，所以他们就得拉一些人跟他们一起去玩，帮忙出油费。记得有一次我和我爱人坐他们的飞机去Bryce Canyon国家公园玩，回程的时候，因为天很冷，飞机在空中的时候机翼结冰了，只能迫降（当时我爱人还要帮着看地图），还好有惊无险，飞机降落在拉斯维加斯附近的一个小飞机场。
2002年，叶玉珍与丈夫去Bryce Canyon国家公园旅行
做博士后的时候，我做的一些课题也基本跟蛋白质结构有关，写了一个结构比较的程序（名字叫FATCAT）用于蛋白质结构的两两比较，然后还做了多个结构比较的程序（用的是partial order graph的数据结构，还是比较巧的），很开心这些程序现在还有研究人员在用。
后面一站，我和我爱人来到了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工作，从助理教授一直做到现在的正教授。布鲁明顿是个大学城，跟景宁一样山清水秀，还真有那么一点像，这可能也是我和我爱人一直在这个城市工作生活的原因之一吧。我们上班的学院也是几经易名，从先前的信息学院，到现在的信息、计算和工程学院。学院也经过了几次结构的调整，我现在在计算机科学系。我刚加入印第安纳大学的时候，刚好是宏基因组研究刚开始发展起来的时候，因为我有生物信息和生物的背景，还是比较容易投入到宏基因组的研究中，发展用于分析微生物群落的结构和功能的计算方法。我的运气也还可以，先后得到美国自然科学基金和美国国立卫生院基金的支持，可以资助研究生做宏基因组方面的研究。在美国读研究生的大部分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，我组里的研究生也一样。从我研究组里毕业了7位博士生，都是留学生。我的第一个博士生是台湾小伙子，他很能干，毕业后回到台湾，现在已经是教授了。我还教了两位中国的学生（一位是上海的小姑娘，另外一位是山东的小伙子），一位美国出生的华人，一位韩国小伙子，一位来自伊朗的小姑娘，还有一位来自黎巴嫩的小伙子，他们毕业后在生物科技公司或者医院里从事研究工作。现在在读的有三个博士生，两位土生土长的美国人，还有一位从伊朗来的小姑娘。我还带过两个博士后，一个中国人和一个韩国人。韩国女生现在回到了韩国，已经是一个大学的教授了。每个学生都不一样，有的比较外向，有的喜欢自行其是，有的喜欢旅行，有的喜欢做饭，但是大家都很友好很上进。我有幸成为他们的导师，跟他们一起做课题，共同进步，又何尝不是一种缘分。
2019年，叶玉珍与家人在夏威夷合影
很庆幸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，大的叫洋洋，已经比爸爸高了，小的叫乐乐，估计再过两年就要比我高了。他们都很喜欢游泳，从很小的时候就参加游泳俱乐部，游的也不错，我跟他们开玩笑说，肯定是遗传了妈妈的基因，虽说我不太会游泳，但是如果小时候跟他们一样也参加游泳俱乐部，我一定跟他们游得一样好。他们都很喜欢景宁，以前每年夏天放假的时候都带他们回景宁，最近两年因为疫情的原因没法回去，所以他们经常就会问什么时候才能回景宁看外公外婆啊，我告诉他们，很快就能实现了。
